数字贸易背景下浙江外贸行业就业结构优化路径研究
◎ 张甜
关键词:数字贸易 浙江省 外贸行业 就业结构 优化路径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贸易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新焦点。数字贸易不仅改变了商品和服务的交付方式,还深刻重塑了产业链、价值链乃至就业结构。作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最活跃的省份之一,浙江在跨境电商、数字服务出口、智慧口岸建设等方面形成了独特优势,也面临着传统就业结构失衡与新兴岗位需求不匹配的双重挑战。如何借助数字贸易契机,实现外贸行业就业结构的高质量优化,成为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浙江数字贸易发展现状与就业特征
数字贸易发展亮点。
近年来,浙江省依托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和产业链配套,在全国率先探索构建以“跨境电商+数字服务”为核心的数字贸易体系。杭州、宁波、义乌等城市先后获批国家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形成了以阿里巴巴国际站、义乌购、菜鸟网络、网易考拉等为代表的平台型企业集群。这些平台不仅实现了“商品+服务”的数字化出海,还通过技术赋能中小企业,提高了整体贸易效率与覆盖范围。
据浙江省商务厅发布的《2023年全省外贸发展报告》显示,2023年浙江省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达6200亿元,占全省外贸总额的17.3%,同比增长22.4%。其中,出口增速尤为显著,成为稳定全省外贸增长的重要支柱。
就业结构变动特征。
随着数字贸易生态的不断完善,浙江省外贸行业的就业结构呈现出显著的重构趋势,主要体现在岗位类型转型、技能结构分化和用工模式多元化三个方面。
首先,岗位类型由制造导向加速向服务导向转变。传统外贸以制造业岗位为主,侧重于产品加工、质检、装箱等环节。而数字贸易推动交易线上化、流程平台化,大量岗位聚焦于前端运营与后端管理,如跨境电商运营、平台客服、用户体验管理、供应链协调、物流数据分析等。阿里巴巴国际站在2023年招聘中,平台客服、数据分析员、短视频编辑等岗位同比增长超过30%,充分反映了服务型岗位在数字外贸中的主导地位。
其次,就业技能结构呈现出“高低两极化”趋势。一方面,数字外贸企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持续上升,尤其是具备数字营销、AI内容生成、跨境支付系统运维、用户行为分析等复合能力的岗位,如某大型跨境直播公司明确要求运营人员同时具备市场分析能力与数据可视化能力;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生态又为中低技能群体提供了大量灵活就业机会,如仓储物流、在线客服、内容初审、海外仓分拣等岗位。这种“双层拉动”结构,有效扩展了浙江就业吸纳能力,但也带来技能适配压力。
再次,就业形态日益平台化与非标准化。数字贸易通过电商平台、社交媒体平台等技术载体,打破了传统“企业—员工”的线性雇佣结构,大量劳动者以自由职业者、合同制、项目制等形式参与就业。在速卖通、TikTok电商生态中,部分从业者以个人身份运营直播账号、处理订单、生成内容,实现跨境自由创收。这种就业方式具备灵活性高、进入门槛低的优势,但也带来了社保覆盖不足、职业晋升路径模糊等现实挑战。
数字贸易重构了浙江省外贸行业的就业生态,一方面拓展了新兴就业空间,提升了劳动市场的动态灵活性,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人才结构错位、权益保障薄弱等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变动不仅体现在数量结构的调整上,更反映出产业数字化背景下就业内涵的深刻演进。
数字贸易对浙江外贸行业就业结构的影响机制
岗位创造与替代并存。
数字贸易的发展带来了大量新业态新模式,在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引发部分传统岗位的替代风险。
一方面,平台电商、社交电商、数字直播、内容出海等新兴模式推动了直播销售、数据标签、短视频运营、跨境客服等新岗位的快速增长。以阿里国际站和TikTok电商为例,2023年仅在义乌和杭州就新增相关岗位超10万个,有效吸纳了应届毕业生及灵活就业群体。
另一方面,传统岗位如制造车间工人、外贸中介报关员、人工客服等则因数字化系统的引入(如自动化订单处理、AI客服系统、在线清关系统等)而逐步被边缘化。据《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3)》预测,到2027年,中国有超过15%的贸易岗位将因自动化产生结构性调整。这种“创造与替代”并行的格局,使就业结构进入持续动态调整阶段。
技能需求结构升级。
新兴岗位要求更高数字素养和跨学科能力,特别是语言能力、市场分析能力、平台操作技能。同时,中小企业对复合型人才(技术+营销)需求强烈。数字贸易本质上是一种技术密集型与知识密集型高度融合的贸易形态,对劳动者的技能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新兴岗位普遍需要较强的跨学科能力,尤其对于中小外贸企业而言,一专多能型人才更具“投入产出比”,因而成为招聘重点对象。同时,对于中低技能群体而言,数字技能的基础培训成为能否融入就业生态的关键门槛。
就业模式平台化、弹性化。
与传统工业化时代“企业—员工—固定岗位”的刚性雇佣不同,数字贸易平台带来了就业组织方式的深刻变革。以阿里巴巴国际站、菜鸟物流、Lazada为代表的平台型企业,构建了“任务型、订单型、远程型”用工体系,催生出大量“网商”“自由运营人”等非标准就业形态。
上述就业模式具备较强的弹性优势,一方面降低了就业门槛,促进了女性、青年、返乡人员等群体的广泛参与;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社保覆盖不足、收入波动较大、职业发展路径不清晰等问题,挑战了现有的劳动关系规制体系。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平台型就业形态将继续扩张,但必须辅以制度创新与技能支持,方能保障就业的质量与可持续性。
就业结构优化路径建议
构建多层次数字人才培养体系。
高校应设立数字贸易、跨境电商、人工智能运营等专业方向,强化校企合作与实训机制。鼓励职业院校开展中短期岗位技能培训,提升仓储、客服、内容编辑等岗位适应性。建立终身学习平台,支持个体劳动者持续提升数字能力与平台适应性。
完善数字平台用工制度与社会保障机制。
推动制定适应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政策,建立“平台+社保+个人账户”模式。明确平台用工责任界限,鼓励平台设立职业伤害基金或意外险,提升劳动者保障水平。鼓励工会、行业协会建立平台从业者权益协调机制,促进劳资关系稳定。
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与产业生态共建。
加快中西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引导外贸数字平台在县域布局,促进区域人才回流与再就业。建设数字外贸园区,集聚培训、金融、服务资源,形成产业协同效应。通过税收、金融扶持政策,鼓励本地平台企业吸纳本地劳动力,实现本地人就地就业。
强化数据支持与政策响应机制。
建立浙江省数字外贸就业大数据平台,动态监测岗位变动趋势与技能需求。加强政策部门与平台企业协同,快速响应新业态下的就业挑战。推动就业统计口径改革,纳入弹性就业、自由职业者数据,提高政策覆盖度与精准性。
结语
数字贸易已成为浙江省经济结构优化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力量,其对外贸行业就业结构带来的影响既有挑战亦有机遇。唯有顺应平台经济与技术变革趋势,通过人才、制度、区域和数据四位一体的综合优化路径,才能真正实现就业结构的协同优化与升级。未来,浙江还需进一步探索高质量、可持续、具有公平性的就业新生态,以数字化激发更多社会活力与创新动能。
(作者系工学博士、温州商学院副教授。本文为基金项目“2025年度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课题”“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