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科技竞争加剧，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地方国有资本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执行者，如何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中发挥引领作用备受关注。面对区域资源差异、市场化挑战等问题，地方国资如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浙江财经大学浙商资本市场研究院执行院长、地方财税治理能力动态监测与智能预警实验室执行主任、科技金融重点实验室执行副主任武鑫，探讨地方国资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路径与策略。

　　记者：在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地方国有资本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武鑫：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背景下，地方国有资本肩负着服务国家战略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使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者和系统支撑者角色。它不同于追求短期财务回报的市场资本，其核心定位在于弥补市场失灵，特别是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探索、重大共性技术攻关以及需要长周期、高风险投入的原始创新领域。地方国资的核心使命是服务国家战略和地方发展大局，通过资本纽带引导和撬动社会资源，聚焦于那些关乎未来竞争力但市场资本因风险高、周期长而暂时不愿或无力覆盖的关键环节，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稳定器”与“助推器”。

　　记者：地方国资在支持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有哪些模式和路径？

　　武鑫：地方国资需要精准发力，通过政策引导、资源整合与模式创新，构建全链条支持体系。

　　首先，强化政策与资金保障。地方国资可在业绩考核中增设科技创新专项指标，将关键技术突破、专利转化等纳入企业负责人评价体系。在薪酬分配上，对参与重大攻关项目的团队实施超额利润分享、项目跟投等激励机制。同时设立科技创新专项资金，通过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保障长期研发投入，为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提供稳定支撑。

　　其次，创新市场化运作模式。可设立或参与管理专注硬科技、前沿技术的早期投资基金，尤其是天使基金和种子基金，填补市场早期投资空白。例如，通过“母基金+子基金”架构，吸引社会资本共同支持初创科技企业。针对“卡脖子”技术，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或产业技术研究院，整合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优势资源，形成联合攻关合力。此外，搭建高水平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提供概念验证、中试熟化、产业孵化等全链条服务，通过技术经纪人团队对接供需两端，降低转化风险。

　　最后，聚焦产业链协同升级。围绕本地优势产业或未来重点培育领域，实施“链长制”，通过国资投资布局“链主”企业或“补链强链”项目。例如，对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设备研发、材料创新等领域加大投入，联合上下游企业共建共享中试平台，带动产业链整体技术升级。同时，地方国资应立足战略定位，避免与民争利，重点投向市场失灵领域，通过政策引导、资本撬动和资源整合，实现“四两拨千斤”的乘数效应，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记者：作为“耐心资本”，地方国资在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时，如何构建兼顾长期培育与风险防控的投资机制？

　　武鑫：地方国资需从理念到机制进行系统性变革，通过“宽容错+差异化考核”实现“耐心投资”与“风险可控”的平衡。一方面，各地积极出台创投尽职免责、100%容亏等“容错”机制，打破传统考核束缚。例如建立“双红线”柔性标准：设定单个项目亏损不超过投资额30%、年度科创投资失败率不超25%的底线，对因技术路线迭代等非主观决策失误导致的失败，经专家委员会认定后予以免责。同时，明确将符合国家战略方向的创新项目纳入豁免范围，切实鼓励创新、宽容失败。

　　另一方面，完善基金差异化绩效考核体系，强化分层分类、长周期的考核评价。摒弃“一刀切”的考核标准，避免过度关注短期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杜绝“不敢投”“不愿投”现象。对早期科技项目采用“直投+跟投”模式，联合市场化基金分担风险；对成熟期项目则通过市场化退出机制实现资本循环。此外，可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对科创项目进行动态评估，结合技术成熟度、市场潜力等指标优化考核权重，以此激发投资团队支持硬科技的积极性，构建适应创新发展要求的产业投融资体系。

　　记者：各地资源禀赋差异较大，地方国资如何精准“因地制宜”选择新质生产力发展赛道？

　　武鑫：地方国资选择新质生产力发展赛道，需立足本地实际，避免盲目跟风，科学规划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首先，应深入剖析本地独特的优势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人才储备，在此基础上持续发力，推动优势产业不断做大做强。对于传统产业，要积极引入新质生产力，助力其转型升级，而非简单放任或主动淘汰，更不应盲目转向发展本地缺乏条件或优势的新兴产业。

　　其次，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实施差异化策略：在经济发达、实力雄厚的地区，可在国资创投的支持下，适度布局多个依托本地资源禀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但需保持理性，杜绝为追求短期利益而盲目投资所有新兴领域的行为；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实力较弱的地区，国资创投则需集中有限资源和财力，精准聚焦一到两个具有潜力的新兴产业，确保产业发展的精准性和有效性，避免因资源分散而导致的低效投入。

　　最后，建立市场化的激励约束机制和专业化的投资决策机制至关重要。通过科学的激励机制激发投资团队活力，以严格的约束机制防范投资风险，依托专业决策流程提高产业选择的科学性，从而促进国资创投在推动地方产业发展中发挥更积极、更科学的作用，助力形成具有鲜明地方特色和强大竞争力的新质生产力集群。

　　记者：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地方国资应如何构建多方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

　　武鑫：地方国资要构建可持续的新质生产力创新生态，建议从以下三方面协同发力：

　　一是深化协同机制，畅通创新链条。建立“政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构建“政府规划—国资搭台—科研赋能—企业落地”的全链条闭环体系。政府发挥顶层设计作用，明确创新方向与重点领域。国资凭借资源整合优势，搭建产业对接、技术交流平台，汇聚科研院所、高校智慧，为企业输送前沿技术。同时，完善创新政策支撑保障机制，破除体制壁垒，健全科技成果确权、收益分配等配套制度，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积极性。建立国资基金投向科技创新的容亏机制，设定合理容错区间，引导创投聚焦“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对处于种子期、初创期的硬科技企业，即便短期收益难达预期，也持续给予资金支持，激活创新源头活力。

　　二是强化产业联动，促进要素融合。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推行“链长制+创新联合体”模式，由地方国资牵头组建产业联盟。链长统筹产业链上下游资源，梳理技术短板、需求清单；创新联合体整合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力量，协同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在此基础上，深化“四链”（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支撑保障机制，以项目为牵引，探索“政产学研金”深度融合新模式。完善“引在高校、用在企业、联合引进、共同使用”的联合引才机制，突破人才地域、单位限制，让高端人才为产业创新所用；分层分类整合资金资源，政府引导基金、国资产业基金、社会资本协同，为创新不同阶段输血；畅通“科技—产业—金融”循环，科技成果经企业转化为产品，金融为转化全流程提供资金，产品盈利反哺科技研发，形成良性闭环。

　　三是创新资本运作方式。设计“耐心资本+市场化资本”的接力投资体系。在这方面，深圳的做法值得借鉴：通过天使母基金吸引社会资本共同设立专项子基金，对早期项目采用“国资领投、让利跟投”策略，国资率先投入承担风险，社会资本后续跟投共享收益，降低社会资本顾虑，汇聚更多资金支持初创企业；对成熟期项目则通过市场化退出机制实现资本循环，借助上市、并购、股权转让等方式，让国资有序退出，回笼资金投入新的创新项目，形成资本“投入—增值—再投入”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