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介绍了美国的经济情况，他认为美国股市已经陷入“疯狂”。他表示，这主要是数字领域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的热情和投资所驱动。美国股市热度集中在前七大科技公司，占据了标普500指数超30%市值，形成由数字技术驱动的“理性泡沫”。斯宾塞认为，企业为规避竞争淘汰而积极投资，属于理性决策，并非非理性狂热。

　　在中美科技竞争方面，斯宾塞强调两国在人工智能等领域已基本处于“不相上下”的态势，中国在开源技术、量子计算等方面进步显著。尽管美国实施半导体出口限制，但并未阻断中国的创新路径，双方在关键技术投资上形成“互不相让”的格局。他表示，单边关税政策对中美经济直接影响有限，但“政策不可预测性”会抑制长期投资，更值得警惕的是其对二战后建立的多边贸易体系的冲击。不过，斯宾塞对体系韧性保持乐观，认为在中国、欧洲及新兴经济体的共同维护下，全球经贸合作仍可部分延续。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认为，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加速突破，人工智能是其核心驱动力。要把握主动权就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他提出，未来应实现三个转变：从过去的跟跑转向更多领域的领跑、从终端产品的创新转向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从鼓励集成创新转向鼓励原始创新。

　　王一鸣表示，科技、产业与金融彼此独立运行又相互联系。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都离不开金融特别是资本市场的支持，金融可以在增加创新投入、降低创新风险、提高创新效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他进一步表示，现在人工智能革命为科技金融提供了更好的赋能环境，应利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构建智能风控模型，通过智能投顾提供定制化融资方案，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蔡昉强调，为应对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等结构性挑战，以及在全球科技竞争中抢占先机，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将持续。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最大优势是应用市场庞大、场景丰富，而正是在应用中，AI的“双刃剑”属性会充分显现。他建议，中国应在技术开发与应用全过程中推动“智能向善”，确保技术进步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蔡昉表示，在合理制度安排下，人工智能可大幅提升赡养生产率，有效应对老龄化压力。在需求侧，蔡昉提到，劳动年龄人口因承担养老保险缴费、家庭养老责任和预防性储蓄三重负担，消费能力受到抑制；而老年人群体则因收入有限，消费意愿与能力双双偏低。人工智能应致力于提升各年龄段人口的消费能力与意愿。

　　“人工智能已被公认为决定未来国家实力的最为关键的领域，AI竞争集中表现为算力竞争，同时是不同国家资本巨头、科技巨头之间的企业级竞争。”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说道。

　　在金融智能化方面，李礼辉提出应坚持三大价值取向：人民性、可靠性和经济性。金融创新应服务人民群众真实需求，系统须具备高可靠性与可解释性，同时推动科技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开发高性价比解决方案。他还呼吁打破“公共数据部门所有制”，建设可共享的金融数据库。

　　浙商银行原董事长陆建强谈到了金融领域的“打猎思维”与资本无序扩张现象。他表示，西方金融模式的弊端已逐渐显现，如“好的企业过度服务，困难的企业无人问津”。他强调，必须坚持金融的功能性定位，将服务实体经济置于首位。为此，他提出“金融三分法”考核机制，将50%的权重赋予党委、政府和服务对象，30%交予监管机构，20%考虑股东利益，以引导金融回归本源，践行“善本金融”理念。

　　太湖世界文化论坛是经民政部批准的全国性社会组织，也是中国自主创立的一个高层次、非官方的国际文化论坛。本报记者  林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