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宽松的金融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希望以此来推动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未来经济增长来自何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认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关键。而在今天中国的环境里，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松规”已经变得刻不容缓。在存量经济活动已经饱和的情况下，要促成宏观经济政策转化成为微观层面的红利就需要释放更多新的经济活动。因此，除了宽松的金融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两支箭之外，还要加一支箭，即“松规”。企业和地方政府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个主要抓手，如果不能赋权于这两者，很难把中央宏观经济政策转化成具体的经济红利。

　　首先，对技术应用的监管需要适度放松。比如，在技术层面，以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为例，无论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还是清华大学或其他机构的评估，都表明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从基础研究和论文来看已经赶上甚至在有些领域超过美国，但实际应用仍很少。尽管很多人都在讨论中美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但实际上有意义的竞争发生在美国公司之间，并不在中美公司之间。

　　其次，对地方政府要“松绑”。要取得科创的进步，不仅要对企业“松规”，更要对地方政府“松绑”。今天，地方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从“捆绑”式发展转向“松绑”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与企业构成两个经济主体。在宏观层面，所有国家层面出台的政策都要通过企业和地方转化成为具体的经济活动；在微观层面，地方政府的作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方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