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近30年生物医药研发经验，发表40余篇期刊论文（其中5篇高影响因子《Cell》论文），申报发明专利50余项……如果按照已有的人生轨迹走下去，这样的履历已经足以让景书谦博士获得普世价值里的成功。

　　然而，这位成绩斐然的科学家选择跳出舒适区，拥抱更大可能。

　　2010年，景书谦回国创办生物制药企业鸿运华宁。9年的时间里，每一道难题都是新的。但景书谦和团队一路死磕，“从0到1”，自主研发出多个靶向GPCR的抗体候选药，这在全球顶级药企中都是少有的。

　　支撑这一切的，是他们心中的伟大抱负——“做一款印上中国人名字的创新药”。如今，这一目标越来越近了。

　　做一款印上中国人名字的新药

　　1983年，景书谦由中科院生物物理所选派，通过CUSBEA项目赴美留学，在国外学习工作近30年。

　　谈到这30年留给自己最宝贵的经验，景书谦归纳了一句话：“它让我真正了解了什么是生物医药”。这是因为创新药开发涉及面广，除非有数十年的全产业链经验才能摸透行业。

　　景书谦的学术启蒙是从全球顶尖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之一Salk研究所开始的，这里历史上共产生11位诺贝尔奖得主，Salk研究所浓厚的科研氛围及实验室系统让景书谦颇为受益。此后，他先后进入全球著名生物制药企业BMS和Amgen。十几年的勤恳耕耘，他不仅参与了大量的早期新药创制工作（Drug Discovery），还参与了20余项后期新药开发工作（Drug Development），对生物医药研发的全产业链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

　　在景书谦Amgen办公室墙上，曾装裱着几十张1美元的钞票，这是给专利发明者的纪念 。“刚开始大家还挺重视，都裱起来，但多了自己也觉得没劲，就干脆花掉了。当时我也意识到，无论你发多少篇文章，获得多少专利，实际的利益都属于国外公司。而中国医药科研人员有一个梦想，做一款能叫上自己名字、印上中国人名字的新药。”

　　丰厚的收入，一流的科研环境，景书谦本可以选择在Amgen退休，和家人一起享受天伦之乐，但作为炎黄子孙，做一款打上中国烙印创新药的情结却始终挥之不去。“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很多，也获得了很多，该看的、该听的、该得的都有了，但总是不想留下遗憾。”景书谦说的实在。

　　2010年，他下定决心回国创业，在杭州滨江创办鸿运华宁，寓意“鸿运济世，华夏康宁”。

　　探索创新药线路图

　　当时很多回国创业的团队都从 me too／me better改良式的创新开始，景书谦却另辟蹊径，定位于做创新药，他的考虑是：“我想在有限的时间内做更加有意义的事情。”

　　“国内很多人不敢做创新药是被吓着了，其实做创新药没有那么可怕。”在景书谦看来，做创新药并不意味着就是从原始创新开始，技术的创新同样是巨大的创新。“无论是Amgen的促红细胞生成素EPO，还是基因泰克的生长因子，它们都不是从头开始的原始创新。因为在这些药物上市之前，科学上已经有了相关的研究发现，当时就看谁能突破技术的限制大规模生产出来，Amgen和基因泰克最终成功了，但没有人否认这两个药是创新药。”

　　景书谦认为，做创新药有很多条不同的路径。对于初创公司来讲，差异化创新，选择科学上已相对清楚，而技术手段为主要障碍的课题应该是一条不错的路子。因为循此路径，创业者要解决的主要是技术问题，这样风险可大大降低。

　　正是这样的远见卓识，再结合自己近30年的行业经验，鸿运华宁没有扎堆研发靶向免疫检查点等热门靶点的抗体，而是坚持将针对GPCR家族的抗体开发作为公司的重心，并且开发了相关的前沿技术，走出了一条研发领域和研发技术均体现出差异化的研发之路。

　　挺进科研无人区

　　GPCR，中文名称“G蛋白偶联受体”，是人体中最大的膜蛋白家族，团队研发的有800多个家族成员，现阶段可成药的靶点约370个，涉及的疾病主要包括神经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癌症、炎症等。《Nature Reviews Drug Discovery》2017年10月在线刊登的一篇文章数据显示：FDA共批准以GPCR为靶点的药物475种，占所有批准药物的34%。2011~2015年间，基于GPCR家族蛋白靶点开发药物的销售收入总额接近1800亿美元。比较有代表性的重磅炸弹药物包括高血压药物缬沙坦（AT1R）、多发性硬化症药物芬戈莫德（S1PR）、糖尿病药物利拉鲁肽（GLP-1R）等。

　　“GPCR非常重要，也相对成熟，但它确实还有很多未知在里头，留给我们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想象空间，所以是一个特别好的领域。它面向的又是一些特别重大的疾病，如代谢系统、心脑血管系统和神经系统疾病等，未来的市场潜力巨大。”景书谦表示。

　　这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向科研无人区挺近，没有现成的资料可以参照，所有的关键技术都需要自己摸索，成为研发团队遇到的最大难题。

　　“用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我们相继攻克了GPCR抗原制备、功能性抗体筛选等世界性难题，建立了一个可以高效筛选制备GPCR抗体候选药物的技术平台。目前这一平台已经产生出7、8个G蛋白偶联受体的药用候选抗体，这在全球顶级药企中都是少有的。又用了近4年的时间，将其中的两个分子，针对三个适应症，推进到了临床II期阶段。已有的临床前和临床数据都预示着，这些药物有可能成为相应领域的一流产品。”

　　创设独特的技术平台

　　让景书谦及其团队更有成就感的是在GPCR技术平台的基础上延伸出的另一个平台：Bibody技术平台。

　　人体中，支持生命的两个最基础的系统是代谢系统和心脑血管系统，这两个系统中任何一个出现问题，对人类来讲都将是致命的。因此，生命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针对这两大系统中各项关键信息通路，都逐渐演化出了各种各样的互补或候补系统。这对生命的延续当然是至关重要的，但对制药界却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传统意义上的单靶点、单功能药物在很多情况下很难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于是，景书谦的团队考虑，能不能对已有的针对在代谢和心脑血管系统起重要作用的GPCR靶点的候选抗体做一些分子生物学上的修饰，使其同时可以作用于两个或更多的靶点，干涉两条或更多条不同的信息通道，从而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甚至更进一步拓展原有抗体的适应症范围。

　　顺着这一思路，鸿运华宁团队试着在原有的抗体分子上增加一个、两个甚至多个新的功能集团，使其变成一个全新的Bibody、Tribody或者Quadribody分子。这些新分子可以同时靶向不同的信息传递通道，同时它的基础结构又基本保持与原来抗体的不变。“我们发现前面的路一下子海阔天空了，我们原来的7、8个抗体，加上不同的生物学功能集团，可以衍生出几十个不同的分子，使得在分子结构的选择上，对适应症的拓展上，在专利上都有很多新的空间，整个领域一下子拓展了很多，这就是Bibody。”对这一重大突破，景书谦至今难掩心中的兴奋。

　　目前，团队研发的药物GMA301已经获得美国FDA孤儿药认定，和现有已批准的小分子药物相比，几乎没有副作用，而且半衰期很长，疗效更高。如果剂量把握的适当，用药的节奏把握适当，有可能是全球首次把一个无药可治的、致死性的肺动脉高压变成一个可以用药物控制的慢性病药物。如能达到此目标，GMA301也有望成为全球有颠覆意义的一个创新药。

　　本报记者　徐军　通讯员　陈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