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记忆里“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现如今很多时候却是“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古典诗词中意境朦胧的场景，成了近年来全国很多城市空气状况的真实写照，而这大气污染背后的元凶之一正是燃煤排向天空的烟气。

　　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每年消费煤炭占全球50%左右。尽管我国已开始对燃煤小锅炉实施“煤改气”工程，为环境空气质量的改善作出了重要贡献。但由于我国天然气资源短缺，加之天然气发电成本远高于煤炭发电，难以在我国燃煤电厂大规模实施“煤改气”。

　　怎么办？“关键是要有技术来扭转燃煤造成污染的现状。”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院教授高翔说，“我们要通过燃煤机组超低排放技术，来推动能源行业的绿色发展，让大家重新认识煤电。”

　　在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环保公益科研专项和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等项目的持续支持下，浙江大学和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能集团”）等单位历经20余年的自主创新和联合攻关，实现了燃煤机组超低排放关键技术与成套装备的突破。

　　1月8日，在北京举行的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高翔领衔与浙能集团合作的“燃煤机组超低排放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这是浙江大学首次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得该奖项，也是浙江省的第一个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超低排放，让燃煤变得更清洁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技术对我国实现煤炭清洁利用、保障能源安全具有极其重要意义，已成为国家战略需求。“超低排放”从2015年起连续三年被写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

　　我国煤炭资源地域分布广，动力用煤煤质成分复杂，而且高灰分煤、高硫煤等劣质煤用量大，煤的燃烧特性和污染物排放特性也非常复杂。而且，燃煤电厂负荷变化普遍较为频繁，对环保装置的运行可靠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煤质和负荷适应性强的燃煤烟气多污染物超低排放技术是亟待突破的难题。”高翔说。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燃煤烟气多污染物超低排放呢？

　　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老和山下占地总面积15000平方米的能源清洁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里，我们看到了一群身穿工作服的老师和研究生正忙碌着，看到了燃烧各种复杂煤质的炉子，看到了每小时1万标方烟气量的烟气污染物超低排放技术中试平台，还有各类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等。试验平台下面，一包包来自不同集团、不同电厂的煤样正在准备进行燃烧试验；来自上百个电厂的煤样、飞灰样品、石灰石样品、石膏样品等已经完成测试。为了找到最佳解决办法，为了建立基础数据库，必须要进行大量的基础研究和工程应用研究，团队成员们总是没日没夜地干，每一位成员都是百炼成钢。

　　项目组经过长期理论和试验研究，克服了重重难关，成功研发了“高效率、高可靠、高适应、低成本”的多污染物高效协同脱除超低排放系统，实现了复杂煤质和复杂工况下燃煤机组多污染物的超低排放，让燃煤变得更加清洁。

　　如针对“雾霾元凶”——细颗粒物在烟气中脱除效率低的问题，采用温-湿系统调控强化了多场协同下细颗粒物和SO3的控制脱除，提升了颗粒的捕集效率；针对催化剂中毒失活、低温活性差等问题，通过多活性中心催化剂的配方研发，在多个活性位点的“团结协作”下，提高了催化剂的抗中毒、低温活性、协同氧化汞等性能，实现了复杂煤质及低负荷运行等恶劣工况下氮氧化物的高效脱除，也有效控制了汞的排放；针对废旧催化剂的处置问题，采用活性组分分次可控负载等方法，使废催化剂活性恢复到了新鲜催化剂的水平，实现了废旧催化剂的循环利用及其功能化改性。

　　该成果已在全国规模化应用，有效削减了燃煤污染物，提升了燃煤污染治理技术和装备水平，推动了国家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战略实施，为中国清洁高效煤电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同时也为全球解决燃煤污染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产学研用，推动科研成果落地

　　“在实验室，我们这套系统实现了超低排放。但要真正应用起来，还要针对性解决具体的工程细节问题。”高翔说，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落地应用，这一步很关键。

　　从企业来说，“第一个吃螃蟹”意味着承担风险。对此，团队有着清醒的认识。团队先在小型燃煤锅炉上进行成果的示范应用，取得成功后，才开始考虑推广应用到大型燃煤发电机组上。

　　2011年，在浙江省政府和浙江大学的推动下，浙江大学与浙能集团在省政府见证下签署了《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与浙江大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此为契机，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双方成立的联合攻关小组加快了超低排放关键技术成果在燃煤发电领域的转化应用进程。

　　浙江省政府和浙能集团自我加压，支持成果在嘉华电厂进行工程示范应用。联合攻关小组一起从技术原理、工程设计、工程实施、工程调试和运行等多角度对超低排放技术方案进行了近半年的全方位论证，仅系统设计方案就讨论修改了十多遍，期间还开展了大量的验证性中试和工程试验；系统投运前，机组集控室中，几十双眼睛紧张地盯着大屏幕上的数据，对大量第一手在线数据、测试数据等进行分析讨论，完善各项工艺运行参数。最终，实现了嘉华电厂1000MW在役燃煤机组烟气多污染物超低排放，监测数据表明各项污染物排放浓度指标远低于排放限值，完全达到了系统设计的要求。

　　超低排放技术在嘉华电厂1000MW在役机组取得成功应用，被国家能源局授予了“国家煤电节能减排示范电站”荣誉称号，也得到了国家及各地方政府和行业相关企业的高度关注。团队的实干作风也受到了业界的普遍认可，寻求合作的企业纷至沓来，还有些企业本来不做环保装备的，也被吸引了过来，可以说团队“催生”了一批环保企业的诞生成长。

　　“通过与浙江大学长期深入的产学研合作，超低排放关键技术推广取得了很大成效，真正实现了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发展，集团综合实力上了一个大台阶，成为当地排名第一的纳税大户。”山东国舜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吕和武说。

　　“我们通过和浙江大学的合作，大大提高了公司的技术水平，树立了良好的口碑，成功在新三板挂牌上市。”浙江中泰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屠天云说。

　　目前该成果已在全国十多个省市的1000MW、600MW、300MW等不同等级的燃煤机组及中小热电机组上实现了规模化应用，累计装机容量超过1亿千瓦，近三年应用本发明成果新增销售109 .6亿元，与此同时，团队也推进了关键技术装备的标准化工作，牵头研究制定国家和行业标准9项，参与制定国家和行业标准6项，推动了行业的科技进步及产业发展，支撑了国家超低排放战略实施。项目完成人还受邀在达沃斯论坛上介绍燃煤污染治理的“中国方案”。

　　与“煤”为伍，攻坚克难乐在其中

　　“27年来，其实我就做了一件事。”从1990年保送浙江大学研究生师从岑可法院士进入煤炭清洁利用研究领域，高翔始终坚持在这一领域开拓，他说支撑自己的内心动力是希望为国家做事情的理想。使煤炭燃烧变得更清洁，切实解决国家的现实难题，是这个团队一直的追求。

　　在团队成员心中，科研俨然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了讨论一些关键问题，经常从早上8时开会到晚上，中间订两顿盒饭，大家边吃边讨论，有时候开会开到半夜仍然意犹未尽，第二天早上还是正常上班。”郑成航副教授说。严师出高徒，这样一种不断讨论、不怕吃苦的学术氛围，带动了一群“钟情”煤炭清洁利用研究的年轻老师、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

　　“我们的理念是紧扣国家、行业和企业在能源和环境领域的需求，每一个研究选题都要求具有明确学术意义和工程应用前景。”高翔说。

　　团队很多课题都是从实际中来，从现场来，从国家重大需求来，把实验室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实际，解决中国复杂煤质、复杂工况条件下超低排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难题。为了验证自己一个研究想法，研究团队常常通宵达旦做实验；一次中试规模的测试实验，5000个小时不间断；一次检修，凌晨2时接到电话就火速赶到城郊的电厂。团队核心成员在企业、用户眼中已经成为解决疑难杂症的“环保医生”。

　　2013年春节前夕，广东五沙电厂进入了检修期，机组暂时不工作了，只有这短短20多天的停机时间给团队完成催化剂再生改性的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在停机前一个多星期，高翔组织团队把研发的专有设备运到现场，事无巨细做好准备工作，一等停机马上开始催化剂再生改性的相关工作，每天两班倒，一直干到第二年正月十五。“我们和浙江大学一直有很好的合作，但这么紧的工期，他们都能把这个事情保质保量完成，保证了我们厂的生产计划，而且为我们厂节约几百万元的费用，确实非常不容易。这个团队非常实干。”五沙电厂热电设备部部长庞晓坤说。

　　在电厂爬梯子是几乎每位团队成员都干过的事。无论是40多米高的设备测试平台，还是70多米高的烟囱测试平台，只要有监测需要，大家都会克服恐高心理爬上去。“有一年夏天，气温近40℃，他们穿着工装，戴着安全帽，拿上三四米长的测试枪，背上几十斤重的设备爬上去，在上面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下来后衣服干了都是盐渍。”嘉华电厂设备部主任钱晓峰对此仍记忆犹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样一支与“煤”为伍的研究队伍，在让燃煤变得更清洁的道路上，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充满激情与活力，攻坚克难，并乐在其中。在一次次的锤炼中，团队自身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培养了包括长江学者、国家杰青、“万人计划”、浙江省特级专家、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等在内的一支高水平专业化队伍。

　　“能源环保业有做不完的事，我们要始终跟着中国发展的列车奔跑，不断为国家解决问题。”高翔说，目前团队已把研究成果拓展应用在工业锅炉等其他领域，他们的目标是实现多污染源、多污染物的超低排放，继续为建设“绿色中国”“美丽中国”而不懈奋斗。通讯员　吴雅兰　 本报记者　姚俊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