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一个普通的日子里，两名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和两名全国政协委员，在最“野蛮生长”的两个现实中，寻求破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关键密码。

　　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用“惊心动魄”形容假货产业带给他带来的震撼。在3月的全国两会上，他将再次提交“加大对制假售假的打击力度”提案。

　　与他同行的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同样表示，假货根源不除，将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掣肘。

　　现场见证假货“跨国生意”

　　代表委员一行在广州市白云区解放北路的下车点，距离白云皮具城尚有数百米距离。这个有15年经营历史的商场，中心经营面积有16000余平方米，其中1~4层是商铺，5~11层为展贸式写字楼。

　　2016年，这里曾以“广州白云区皮革市场”的名字，被列入美国贸易办公室发布的“恶名市场”名单。

　　数名游荡的“拉客仔”很快盯上了朱征夫和他身边的“儿子”；全国人大代表卢馨假扮的“夫妇”也在简单对话后，被引入了皮具城写字楼的5~11层区域。经过四五道眼神手势“把关”后，朱征夫和卢馨等人看到的是100~800元不等，整面墙摆放的假冒LV、GUCCI、Coach等国际名牌箱包，其正品专柜价格数千至上万元不等。

　　朱征夫还见证了一笔“国际交易”的诞生：几位外国友人，在翻译的带领下结完账，将包包装在黑色袋子里直接背走。

　　“惊心动魄”，朱征夫没想到，假皮具就这样在公众眼皮子底下“野蛮生长”。

　　他敏锐意识到，线下假货的问题必然蔓延到线上，“这是整个社会怎么构建诚信体系的问题，要对假货人人喊打。”

　　毕竟，无论是低价或者消费者的虚荣心等，都是因为市场本身存在某些问题，才有了假货存活的土壤。

　　假货蚕食下的创业转型

　　另一位在广州创业多年的陈俊任，早对白云皮具城的一切见怪不怪。

　　“有了微信，他们卖货更方便了。”他随意打开朋友圈，就能看到“正品代购”的广告，“都是白云的。”

　　正如《2017阿里巴巴知识产保护年度报告》所说，尽管网络假货治理已经取得历史性突破，但线下假货源头并未根除，制售假分子在严厉打击下，呈现跨国境尤其是向微信及其他各类平台流窜销售的特点。

　　陈俊任生于1987年，2007年读大学时，正是淘宝红利时代。迎着电子商务颠覆传统零售模式的风口，他和朋友们也开网店卖运动服，主要从档口（批发市场）拿货后销售，并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批发市场货品情况复杂，参杂各种侵权假冒伪劣产品。”走在距离白云市场约90公里的霞湖世家服装生产车间，陈俊任一边向卢馨、朱征夫等人介绍品牌与工厂合作发起的品质管控流程，一边回顾险些沦为售假店铺的创业转型史。

　　那是2011年下半年，一味用低价占领网络市场的模式逐渐随着平台规则完善变得不合时宜。次年起，阿里巴巴开始对全平台商品发起“神秘抽检”，被命中不合格商品将被下架，店铺也可能被清退。

　　“同样一个尺码的不同款式服装，就有多个尺寸。”陈俊任回忆，档口上的产品没有经过质检流程， 标识、成分不符合国标的情况达到80%以上，因此店铺经常遭受消费者投诉，天猫平台处罚也随之而来。

　　同时，各路大牌的假货也逐渐从线下蔓延到了线上，陈俊任等人意识到了自主研发与品质管控的重要性。他们放弃了曾打造出的淘宝爆款品牌，在天猫创立品立服装，启动了新一轮创业。

　　代表建议明确假货危害

　　“我们给品立设定了非常高的生产门槛。”不仅仅是研发部、板房、技术部，在广州市区，陈俊任等还开辟了一间十多平方米的检测实验室，所有服装面料都要经过全检，完全符合国标才会进行投产。

　　从一卷布的质量检验到整排进口绣花机，再到印染流水线的作业……卢馨的注意力完全投入到了标准化服装生产的每一个流程。

　　“平台推出服装行业标准、提出质检合格要求，是不是给品牌增负？怎么才能实现双赢？”卢馨连串发问。

　　陈俊任回应说：“与平台合作，让产品经过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全检，再在销售端通过大数据形式对所有销售产品进行监控，能够让我们根据大数据反馈不断地优化品牌的研发体系和供应链体系，形成良性循环。”

　　否则，品立也难以从一个普通的线上创业品牌，发展为如今拥有70余家线下实体店、年销售额数亿元的天猫男装销售业绩前50名。

　　“我们作为生产商非常重视产品质量，在多个生产环节都有检测，严格执行品牌方的要求，不然出了问题就可能被拒收。”霞湖世家服饰有限公司客户部总监米雪梅，是今年新当选的全国人大代表。作为农民工代表，她建议使消费者明确假货的危害。

　　“假货侵犯的不仅仅是合法经营者的知识产权。”她说，如今国内很多厂商、企业花费巨额金钱和极大精力用于自主研发，但利润空间总是被假货侵蚀。更为关键的是，制假者为降低成本所选用的伪劣原材料，往往危害人身健康。

　　建议降低制假入刑门槛

　　离开了霞湖世家和白云箱包城，卢馨、朱征夫一行，与相关部门就根治假货进行了深入探讨。虽然通过大数据技术能够有效开展线上线下打击，但是目前假冒伪劣治理依然存在难点，建议能够通过完善立法与监管体系、提高违法成本等方式，提高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的震慑力。

　　另一方面，各地制假售假团伙为了逃避打击，反侦查能力和意识不断加强，跨国境、跨平台流窜的现象日益严重，是目前打击难度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

　　“一整天走下来，发现线下市场已经对线上治理带来了很大困难。”经过全天走访与座谈，全国政协委员蒋洪峰也认为，假货治理无论是立法方面，还是将来通过判刑等方式加大打击力度，都需要呼吁整个社会一起重视。

　　而在朱征夫看来，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升级爬坡过坎的关键时刻，假货已经成为新经济建设的毒瘤，他将就加大打击假货力度、降低制假售假入刑门槛等话题，准备相应提案。

　　2017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通过大数据模型体系，共排查出4495条销售额远超过起刑点的制售假线索，最终能够依据现有法规进行刑事打击的为469例，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比例不足1%，判缓期执行的比例高达79%。

　　“必须意识到，打假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朱征夫认为，要进一步完善监管，打击假货，提升消费者的消费体验，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更是经济转型升级的必经之路。

　　本报记者 孙常云 通讯员 郭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