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上市交易。来自省金融办的数据显示，至此浙江上市公司（境内）数目已经突破300家。记者从同花顺统计数据中摘取了浙江上市公司近一年来的数据，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浙股积极向上的成长态势。

　　300家浙股目前总市值达到了3.52万亿元，相当于去年浙江GDP的82.05%，如果按照去年底的股价计算，浙股总市值为4.12万亿元。去年浙江GDP为4.29万亿元。

　　根据浙江上市企业3月31日A股市场的股票收盘价计算市值（停牌则按照停牌时的股价计算），“2016年一季度浙股市值榜”上，百亿以上市值的浙股已超过百家，达114家。其中，海康威视的市值最为惊人，已达1254亿元。

　　上市的作用不言而喻，上市公司能通过资本市场特有的模式筹集资金，进行品牌建设，既能实现自身的不断发展，同时也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综合来看，浙江的上市公司无论从质量上、数量上在全国都是佼佼者。

　　细看最新浙股市值榜的前20名，会发现如海康威视、宁波港、浙能电力、联络互动、传化股份等上市公司的市值都超过了300亿元。位居21名的森马服饰市值为296.4亿元，正好被拒到了300亿元的门外。而前20名中，依然是老牌浙商掌舵的企业居多，其中不少都是坚守制造业为主业的。

　　根据一年来的浙江上市公司市值增长率进行排名，不难发现，过去一年来，尽管不少浙股的市值出现下降，但依然有27家浙股的市值有超过一倍以上的增长。其中，龙生股份、巴士在线、联创电子、传化股份更是有超过3倍的增长。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传化股份经过重大资产重组之后，从一家传统的制造企业，借力产业互联网、物流平台等完成了转型升级，市值增长1099.79%，从44.26亿元增到了531.02亿元。

　　章卉 倪敏

　　信托配资开始复苏

　　民间配资迎来发展机遇？

　　□本报记者 陈路漫 王菁 徐璐璐

　　银监会近日下发文件，明确要求信托公司控制股票信托配资比例，最高不超过2：1。“控制比例”的背景是信托配资的复苏。

　　2015年场外配资清理运动，至今让诸多信托公司心有余悸。此番，监管层要求信托公司充分重视市场风险防控，一是加强固有业务市场风险防控，二是加强信托业务市场风险防控。此次发文将对配资行业转型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打击非法经营业务与清理配资不等同

　　一位有着20多年证券从业经历、曾为证监局稽查人员的孙先生告诉记者，银监会此次下发的《进一步加强信托公司风险监管工作的意见》中，指出结构化配资杠杆比例原则上不超过1：1，最高不超过2：1，表明监管层在制定监管规则时，注重风险控制的框架，科学推进行业发展。他认为，“监管层在谨慎地推进证券业稳健发展，短期内应该不会出台激烈政策。”

　　“监管层在纠结中博弈、发展”是这位业内人士最深刻的感受，由于监管对象众多，使得监管胃口和消化能力难以匹配，监管层同时又担心管制过多会打击市场发展积极性，阻碍市场的发展。“从对新国九条提出的对私募基金不设行政审批，到今年2月发布实施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内部控制指引》，以及新三板分层制度即将在5月份落地实施，都反映了这种纠结和博弈的存在。近几年来随着资本市场创新发展，对市场监管提出了更多要求。”这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证券市场变幻莫测，极大地考验了行业的监管智慧。

　　孙先生表示，市场主体在应对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时，要把风控合规工作的重要性放在第一位。他举例说，在2013年的光大证券乌龙指事件时，“光大证券面对如此重大的操作风险事项，风控合规分析严重不足，仅仅从技术层面进行反向操作对冲风险，导致公司最后被处罚5亿多元的后果。”各机构和个人都应重视专业风控合规人员的作用，在产品选择、经营模式等各个方面都及时予以咨询，防止触犯法律法规。

　　谈到配资问题，“消不消灭取决于市场有没有需求和生命力。”在孙先生看来，证券行业的配资业务也遵从这样的规律。“证监会提出要清理非法经营证券业务，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是指未经证监会批准，从事股票承销、经纪（代理买卖）、证券投资咨询等证券业务。因此监管部门打击非法经营证券业务与清理配资并不等同，而是在法制化轨道内进行的监管工作，是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促进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有力举措。对于证券行业的配资行为，相信相关监管部门会充分考虑市场化和法制化的原则，进行审慎监管。出资和用资的机构和个人也应该在遵守法律法规的要求下，充分认识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做好防范措施，共同促进证券行业的规范发展。”

　　亟须完善场外证券配资监管制度

　　“民间配资行业一直缺乏相关法律的约束，由于规则的缺乏，被认为游走于灰色地带。现在要规范市场，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浙江省法学会金融法学研究会会长、国内首部地方金融法规《浙江省温州民间融资管理条例》编制项目负责人李有星教授认为，配资行业从资金进入、资金用途、资金管理、风险管理等各环节都是可以实现监管的，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李有星认为，配资公司的活跃实则为民间借贷的升级，我国目前对放贷获利的问题欠缺规范，如果不形成系统的放贷人法律制度，配资问题也无法得到根本解决。此外，去年证监会对场外证券配资活动采取的相关举动，实质上是解决证券交易账号的规制问题，但在对证券交易账号的规制中，目前《证券法》仍存在立法不足。首先，个人账户的使用规范规则缺失；其次，《证券法》仅赋予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和证券公司在账户管理上相关责任，却没有确立开立账户的客户的义务与责任，更没有规定信息系统的技术标准和软件供应商的业务标准。

　　在日前深圳召开的“中国法治论坛2016”上，李有星也提出要创新构建和修改完善民间融资市场治理的法律制度。他认为，有人将民间证券配资业务视为非法经营证券业务，显然是不合适的。“《商业银行法》规定，未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等商业银行业务。这个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银行业务的绝对封杀令，严重抑制了企业的民间融资。”李有星说。

　　对于如何加强场外证券配资的法治保障，李有星提出三点建议：第一，加快加大现有《证券法》修改进度和力度，建立健全场外证券配资监管制度，包括场外配资交易标准、数据报送、监测监察和执法制度以及信息系统的技术标准等，为场外配资提供行为规范，引导其规范化、阳光化；第二，强调证券监管协调制度，发挥地方政府金融监管的作用，在当前金融创新、混业经营发展的趋势下，建立和完善“双层多头”的金融监管体制，发挥地方金融监管的作用；第三，完善互联网信息服务软件，为场外证券配资交易的数据化监管提供数据资源和有益帮助，最终从法律规范、行政监管、技术支持三个层面形成场外证券配资治理的合力，从而维护我国证券资本市场稳健、健康和繁荣发展。